贵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92号
《贵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已经2001年10月15日市政府市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孙国强
2001年10月25日
第一章 总 则
为保障城镇职工和退休人员患病时得到基本医疗。享受医疗保险待遇，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及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镇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和退休人员（以下简称参保人员）。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区、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所属单位的基本医疗保险管理。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经办医疗保险工作，接受同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
财政、卫生、药品监督、审计、物价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工作。
基本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建立医、患、保三方有效的制约机制，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杜绝浪费。
本市在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建立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制度。
第二章 基本医疗保险登记和缴费申报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持《营业执照》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组织机构统一代码证书等资料，办理基本医疗保险登记及相关手续：
在市及市以上地税部门登记纳税的企业，在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
在区、县（市）登记纳税的企业，在区、县（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
已参加市或区、县（市）基本养老保险的，到登记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
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按隶属关系到同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
用人单位破产、撤销、解散、合并、分立以及其他原因发生变更或依法终止基本医疗保险缴费义务的，应当自变更或终止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
用人单位在办理基本医疗保险登记后，应按规定申报缴费、并提供以下资料：
经审计部门认可的财务、会计报表及说明材料；
职工工资发放、缴费及退休人员花名册；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求提供的有关证件及资料。
第三章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
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应当按规定于每月10日前到所登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职工个人应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由单位代扣代缴。
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按月缴纳：
用人单位以本单位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按7.5%为职工缴费；
职工个人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为缴费基数，按2%缴费。
经劳动保障或人事行政部门批准的退休（职）人员，从批准退休（职）的次月起，个人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签订协议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其基本医疗保险费（包括单位和个人缴费）由再就业服务中心按上一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代为缴纳。
单位和职工个人月缴费基数低于上一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以上一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高于上一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00%的以上部分，不计入缴费基数。
用人单位因宣告破产、撤销、解散或者其它原因终止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清偿其所欠缴的医疗保险费及其利息，并按原在职职工的缴费基数，为职工缴足不得少于1年的医疗保险费，同时应按用人单位实际退休人数，以本市上一年度参保退休人员个人年均基本医疗费用为基数预留10年医疗保险费，一次性缴清。
用人单位合并、分立或转让的，其欠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及利息由合并、分立的新单位或受让方负担。
职工月平均工资，按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项目计算。
用人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费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渠道列支。
第四章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和统筹基金的建立
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分别建立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和统筹基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社会保险编码，为参保人员建立个人帐户、个人帐户归个人所有、不得透支，结余资金可以结转使用和依法继承。个人帐户由下列资金构成：
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划入个人帐户部分；
个人帐户利息收入。
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划入个人帐户比例：
职工年满35周岁及其以下的，以本人缴费基数的1.2%划入；
35周岁以上至45周岁的，以本人缴费基数的1.5%划入；
45周岁以上的，以本人缴费基数的2%划入。
退休人员按上一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划入。
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除按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划入个人帐户外，其余部分用于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统筹基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调剂使用。
个人帐户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基本医疗费用、住院医疗费用中个人负担的基本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的费用统筹基金主要用于支付住院治疗、特殊病种门诊治疗的基本医疗费用。
职工在同一统筹地区内变动工作单位，基本医疗保险关系、个人帐户随同转移。调离统筹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随同转移，个人帐户资金余额（含利息）清退给本人。
参保人员死亡，由法定继承人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个人帐户清算，个人帐户资金余额（含利息）退给法定继承人。
第五章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按月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后，从缴费的次月起，参保人员按本办法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视为中断的缴费。从中断缴费次月起停止由统筹基金支付参保人员医疗费用，停划个人帐户资金。个人帐户的结余资金可以继续使用。
参保人员在一个年度（按自然年度计算）内住院治疗或特殊病种门诊治疗（含门诊转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一个年度只设一次起付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职工起付标准确定为：
一级医院（含一级以下）按本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7%；
二级医院按本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9%；
三级医院按本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11%。
退休人员的起付标准分别降低3个百分点。
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由统筹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年度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本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4倍。
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发生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规定的医疗费用（不含起付标准），按分段比例计算，个人累加负担。职工个人负担比例如下：
起付标准以上至5000元，个人负担10%；
5000元以上至15000元，个人负担11%；
15000元以上至25000元，个人负担13%；
25000元以上至最高支付限额，个人负担15%。
退休人员按职工个人负担比例的50%计算。
参保人员患恶性肿瘤、慢性白血病、慢性肾功能衰竭、再生障碍性贫血、器官移植术后的抗排异药物治疗等特殊病种需要在门诊长期治疗的，由统筹基金支付基本医疗费用。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费比例、划入个人帐户比例、统筹基金支付的起付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以及住院基本医疗费用的个人负担比例。根据本市经济发展和统筹基金收支情况，按年度调整并予以公布。
参保人员住院治疗或特殊病种门诊治疗，凡使用《贵州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乙类目录]药品或属《贵州省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费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由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部分的诊疗项目，本人先自付15%后，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给付范围，按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支付。
参保人员住院期间发生的住院床位费等医疗服务设施费用，执行省规定的支付标准。实际费用低于支付标准的，以实际费用为准，高于支付标准的，超出部分由参保人员自付。
参保人员因病情确需转诊住院治疗（不含门诊治疗）的，按《贵州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转诊转院暂行办法》规定办理。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驻外人员和异地定居的退休人员，个人帐户资金按年结算发给本人。需住院治疗的，允许在当地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参保人员发生下列情况，其医疗费用不得从统筹基金支付：
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医疗费或在非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的药费；
因工（公）负伤、患职业病、女职工生育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含计划生育手术费），从原渠道开支；
因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发生的医疗费用，按事故处置规定渠道开支；
因违法犯罪、酗酒、自杀、自残等发生的医疗费用，由本人自付。
第六章 基本医疗费用的结算
参保人员到本市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诊或住院治疗，凭《基本医疗保险结算卡》（以下简称“结算卡”）办理就诊或住院手续。住院治疗入院时，应按医院规定交预付金。门诊和住院治疗的基本医疗费用按下列规定进行申报结算：
门诊基本医疗费用，本人用结算卡与医疗机构记帐结算。结算卡上个人帐户资金不够支付的。由个人用现金补足。个人帐户记帐结算的基本医疗费用，由医疗机构按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结算。
特殊病种门诊治疗的基本医疗费用，属个人负担的，本人用结算卡记帐或用现金与医疗机构结算。属统筹基金负担和个人帐户记帐结算的基本医疗费用，由医疗机构按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结算。
住院治疗的基本医疗费用，办理出院手续时由医疗机构填写《住院费用结算表》，属个人负担的基本医疗费用。本人用现金直接与医疗机构结算。属统筹基金负担的基本医疗费用，由医疗机构记帐后，按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结算。
经批准转诊住院治疗发生的基本医疗费用，由本人先垫付，医疗终结，凭出院小结原件、医疗费用清单、有效报销单据、转院审批手续，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按本办法规定结算。
驻外人员和异地定居的退休人员、在选择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发生的基本医疗费用，由本人先垫付，医疗终结，凭出院小结原件、医疗费用清单、有效报销单据，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按本办法规定结算。
参保人员在国内探亲、出差或在外地患急性病需要住院治疗的，只能在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基本医疗费用，凭当地医院的出院小结原件、医疗费用清单、有效报销单据，以及用人单位出具的探亲、出差证明，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结算。其起付标准按本办法规定的三级医院标准执行。
参保人员在本市定点零售药店购药，本人用结算卡与药店记帐结算、结算卡上个人帐户 资金不够支付的，由本人用现金补足。个人帐户记帐结算的药费，由药店按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结算。 第七章 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为解决参保人员住院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本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4倍）以上的大额医疗费用，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在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同时，应当缴纳大额医疗补助费。统一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具体缴纳标准为：
用人单位为参保人员年人均缴纳48元；
参保人员个人每年缴纳48元。
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实行一年一保，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应当在每年1月30日前，足额缴纳全年的大额医疗补助费。
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不缴纳或未按时足额缴纳的，不得享受当年的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在一个年度内，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终止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的，其终止前单位和个人所缴的大额医疗补助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予退还。
参保人员在一个年度内，住院的基本医疗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部分，其诊疗项目、服务设施标准。用药范围等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的。由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支付85%，个人自付15%。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年度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15万元。
参保人员特殊病种门诊治疗和住院治疗终结办理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属个人自付部分，由个人与医疗机构结算，属大额医疗补助费支付部分，由医疗机构按基本医疗保险结算规定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结算。
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管理，纳入财政专户，单独建帐，分开核算，不得挤占和挪用。
第八章 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管理
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管理。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实行定点资格证和年检制度。
建立贵阳市医疗保险定点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本市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的资格审查工作，成员由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定点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结合本市实际，对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实行资格认定，发给定点资格证书和统一的定点标牌，并向社会公布。
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的确定应当引进竞争机制。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坚持“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保证质量”的原则，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定点零售药店应当保证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的品种和质量，合理控制药品服务成本，规范外配处方用药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应当到定点医疗机构或者定点零售药店就医、购药。
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 第九章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与监督
第九章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与监督
个人帐户和统筹基金分别核算。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资金的银行计息，按国家规定执行。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和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并免征税费。
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有权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查询单位和个人缴费以及医疗费用支付情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计算机查询系统，并纳入贵阳通公众信息网，方便和接受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的查询和监督。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建立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预决算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规章制度，确保基金安全。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基金的内部审计制度，加强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定期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基金收支情况进行内部审计。财政部门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监督管理，审计部门应当定期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进行审计。
设立由市劳动保障、财政、经贸委、审计、卫生、药监、工会、监察、物价等部门代表组成的贵阳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贵阳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授权，设立贵阳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专家委员会，负责处理医疗保险非行政争议案件，保障参保人员、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合法权益。
第十章 罚 则
用人单位不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成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损失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追回损失；情节严重的，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取消定点资格。
单位或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章 附 则
离休人员、老红军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医疗待遇不变。医疗费用按原资金渠道解决，支付确有困难的，由同级财政帮助解决。离休人员、老红军的医疗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的医疗待遇不变，医疗费用按原资金渠道解决，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单独列帐管理。医疗费用支付不足部分，由当地人民政府帮助解决。
国家公务员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享受医疗补助，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本办法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2001年11月1日起执行。
商事立法模式之选择
——论我国《商事通则》的制定
严 莹
[摘要] 在我国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制定民商法典或单独的商法典，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只有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制定一部《商事通则》用以规范基本的商事法律关系，才是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 商事立法模式 商事通则 商法典
一、从商法的历史演进看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模式
（一）商法的内涵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理解。在狭义上，商法仅仅指商法典及其附属法规，如商法典及其施行法等等。在广义上，商法包括全部商事法律部门，它不仅包括商法典，即商人身份法和商行为法等内容，而且包括与商事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法律，如公司、票据、银行、保险、运输、代理、信托、消费者保护、工商权利保护等法律。
与此相对应，由于各国商法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多数学者在理论上将商法分为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和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形式意义上的商法，是指奉行民商分立立法原则的国家在民法典之外制定的以“商法”命名的法典，其内容主要涉及商主体、商行为之界定、创设等商法的一般规则以及商事公司、票据、保险、破产、海商等基本制度。形式意义上的商法概念理论着眼点为规范的表现形式和法律的编纂结构，它以法律文件的表现形式即商法典作为商法概念的界定基础。实质意义上的商法是指一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概念的理论着眼点为商事法律规范的性质、规范的作用、规范的构成、规范实施的方式等等在理念上的有机统一。它不以商法典作为商法概念的界定基础；商法的形式包括各种有关商事的专门法规；商法规范不仅仅存在与商法典之中，而且还大量地存在于民法、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判例之中。从实质意义上看，无论属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无论奉行民商分立还是奉行民商合一地国家，都存在着实质意义上的商法。
（二）商法的历史演进——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商法最初是商人习惯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十字军东征打开了东西方的商路，促进了地中海沿岸一些新兴城市的贸易繁荣。但中世纪的欧洲内陆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营利性的商业被明令禁止。在这种冲突下，意大利较早出现了商人行会——商人基而特。该组织不仅联合保护商人的自身利益，也逐渐负担起编纂商业行规或习惯的职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商人习惯法。15世纪后，伴随着中世纪后期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贸易的发达迫切需要在一国之内实现商法的统一。这一时期，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内陆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都先后制定了成文法。其中，在立法上对后来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法国和德国。[1](p22)
商法的法典化始于法国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使国家得以统一，从而在全国统一法律的任务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拿破仑的推动下，于1800年开始起草民法典，于1804年颁布；但几乎与此同时，在1801年也开始了商法典的起草，并于1807年颁布了商法典。因此，以法典为标志的民商分立体制正式得以确立。后来，德国也采取了这种分立模式，于1861年颁布了《普通德意志商法》（即旧商法典），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又编纂了新的商法典，于1897年颁布，使民商分立的模式达到了顶峰。
但就在民商分立制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同时，即已出现了民商合一的学术思潮。1847年，意大利学者摩坦尼利首倡民商合一，反对“私法二元论”，即得到学术界响应。一时间，各国学者纷纷提倡“民商合一论”；即使在民商分立制的国家，学者也多主张“由分而合”。在立法实践上，1865年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对某些商事内容做了规定，放弃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另订商法典。1881年瑞士制定债务法，其中既包括民事规范，也包括商事规范，放弃了民商分立体制，1911年瑞士民法典颁布时，将其债务法纳入，确立了民商合一制。之后的苏俄民法典、泰国民法典、土耳其民法典，均采民商合一制。民商合一成为民商立法的一种趋势。
就在大陆法系国家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争论不休时，20世纪下半叶之后，为了交易的方便，美国制定了《统一商法典》。美国《统一商法典》虽然在立法技术、法律概念等诸多方面借鉴了大陆商法，尤其德国民商法的经验，但其所采用的立法原则与大陆法系国家颇不一样，《统一商法典》不是大陆法系类型的商法典。法国法系和日耳曼法系的商法典都是以民法典的存在为前提的。民法典是一般法，包括了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商法典是特别法。英美法系没有严格的民商界限，也不存在大陆法系类型的民法典。所以作为英美法系中的商法典，《统一商法典》实际上也包括了许多被大陆法系认为是属于民法范畴的法律规范。同时，统一商法典也不是大陆法系意义上的“法典”。大陆法系法典一般是一部独立的法典，该法典通常会对该领域的问题作出全面而完整的规定，该法典可以独立运用。而《统一商法典》虽然名为法典，但它并没有就所涉及的商事交易问题作出全面规定，只是规定了商事交易中的一部分问题，对于它没有涉及到的大量问题仍需要依靠美国的普通法。所以《统一商法典》是很难独立运用的，必须结合普通法进行解释和运用。而且，《统一商法典》还必须同各洲的其他成文法、各种联邦成文法以及各洲法院对合同法的不同理解加以结合运用。由此可以说，《统一商法典》是普通法之上的特别法。[2]（p372）
二、从现有的商事立法模式看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一）我国商事立法可供选择的模式
纵观以上世界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做法，就绝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有形式意义的商法。 但是针对商法是否应该法典化，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在民商法学界就我国应当实行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的争吵声中,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已经进入实质阶段,2002年12月,民法典的草案业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民法典的制定,使得我国的民商事立法体例面临重大抉择:规范商事主体和商事活动的基本法律规定到底应该在正在制定的民法典中反映呢,还是另行制定一部商法典,抑或采取其他方法。虽然在我国,有关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学术“门派”之争的嫌疑,缺少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证分析结论的验证,但在民法典制定之际,民商事法律的体系构建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因此,确有必要对我国民商事基本法律的立法体例和模式进行研究和论证,特别是从实证的角度作出考察。
目前,共有四种商事立法模式可供我们选择:第一种是制定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在其中将有关商事基本法律制度的内容加以规定,对属于传统和现代的具体商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以另行制定单行法的方式加以规定;第二种是实行完全意义(形式意义)上的民商分立,除了制定民法典以外,再制定一部独立的商法典,以规范属于传统和现代的商法领域的各种法律关系;第三种是制定一部民法典,规定传统民法领域的内容,不另制定商法典,对属于传统和现代商事法律的内容,以另行制定单行法的方式加以规定;第四种是制定一部民法典,规定传统民法领域的内容,同时制定一部总纲性的商事基本法律即《商事通则》,对基本的商事法律制度和关系加以规定,对于具体的商事法律制度和关系,则以制定单行法的方式规范。[3]
（二）商法是否应该法典化——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争论
对我国商事立法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模式，一直存有争议。早在民国之初，就有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之争。考虑当时民商合一论者的主要依据是：因历史进步、社会进步、世界交通、各国立法趋势、人民平等、编制体例、商法与民法的关系等，应订民商统一之法典。尽管民商合一论在这场争论中大获全胜，其议案被国会所采纳，但耐人寻味的是，民国民法实际上从未采用真正的民商合一体例，即使是沿袭旧制的台湾，至今也未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其商法立法仍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学说上将传统商法中的有关立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
我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承认，特别是随着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在学界也出现了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争论。鉴于法系上的差异及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迄今尚无人主张制定英美模式的商法。对于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择，仍为分立与合一之争即我国的商法是否应该采用法典化的形式。主张采用民商分立体制的，强调商法、商行为的特点，以及民商分立的好处，认为我国应制定独立于民法的商法，并将民商分立看作是世界各国商事立法的发展趋势。持此观点的学者对商法的内容做出了不同的设计，有的主张以法、德日商法为瞻，循以西例；有的主张另起炉灶，除传统商法的内容外，还应包括合同法、市场规制法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商合一论就其主张而言，则有法典上的合一论与观念上的合一论之分，二者的共性是反对在民法之外另订商法，二者的区别在于：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论主张将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使商法民法化，并认为商法的独立性于民法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而观念上的民商合一论则并不强求法典意义上的合一，对传统的民法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对传统的商法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对法典意义上的合一表现出务实的理性，只是主张在观念上应将一切单行的商事法都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并不刻意追求民法对商法内容的包容。[4]
发人深思的是，面对这些激烈的论争，我国立法机关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立法精神，在短短十年间，出台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和海商法等重要的商事法律，以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5]初步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商法体系。
客观地说，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地立法模式在国际上都有成功地典范，仅就这两种模式本身不可断然言孰优孰劣。但在我国由于长期以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文化，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适用以刑为主的法律体系，加上“官本位”的传统作风，商人尚未获得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当的社会地位，商法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 [6](p158)近20年来，市场经济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有赖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一系列基于该政策制定的法律法规。但随着市场经济向全球化、科技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市场对商法将提出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再不能凭着简陋的商事制度、用民法的基本意识甚至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解决商事问题。市场强烈地呼唤现行中国的商事立法模式及技术水平的调整和提高,因此那些提出制定完全意义上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当前有学者提出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着手制定商法典，实行形式意义上的民商分立。从实践看,由于新兴行业的不断发展,商事立法的范围不断扩展,各种单行商事法律之间亦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希冀通过一部商法典规范所有商事关系已经没有可能。因此,无论从国外商法典形成的历史因素和它们现在的命运,还是从我国商法理论发展的现状和商事立法的实践看,在我国现在,设想制定一部无所不包的商法典是完全不可行的。
三、我国应采取的商事立法模式——制定《商事通则》
（一）我国商事法律体制急需总纲性的法律规范
在以前有关民商立法模式的论述中，笔者曾一度坚持民商合一的主张，强调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只需制定单行的商事法规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这也是我国目前采用的模式。但是通过考察我国当前所采用的商事立法的模式，其虽然具有灵活简便等有点，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反制定一部总纲性的商事基本法律规则是必要和可行的，在我国商法的独立只能实质商法主义的独立而不是形式商法主义（或法典意义）的独立，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采取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虽然有灵活、务实、简便等优点，但由于缺乏总则的统率，难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使单行商事法律变成了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内在应有的体系，这显然不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则，亦无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原则、制度、规则的统一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的贯彻实施。此种状态下的商事法律有如一个人只有四肢躯干而没有头脑，无法通过头脑的指令来驱使四肢的自如运动。
第二，意图通过制定民法典来解决商法欠缺总则的问题，只是部分学者的一厢情愿，事实上起草中的民法典不仅不可能囊括商法总则的内容，也不可能包括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由于自身性质的局限，民法的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一元化”局面。如果不顾及民法自身的属性，让民法典涵盖了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那就势必造成民法的异化使民法典变得不伦不类。据此，解决单行商事法律缺少总则统率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民法，必须靠商法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第三，在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体制下制定《商事通则》，既可矫正追求形式商法主义的偏颇，又可实现商法体系的完善，同时又不根本性地改变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地立法模式，这种一举而三得的立法动议，理应得到我国立法机关的采纳。
第四，就我国商事立法的现状分析，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分别管理，加之国内市场的多头管理，导致政出多门，立法多头，与统一市场、统一规制的市场经济的法制要求极不适应。同时，由于商事立法缺少系统性和前瞻性，致使商事法律、法规杂乱无章，缺乏统率不成体系。此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否则必将误商误民误国。
（二）《商事通则》的体例
我国商法在没有基本法统率的情况下存在着立法重叠、交叉、冲突和不协调，以及法律缺位等弊病。我们主张制定《商事通则》目的即在建构商法的理性架构，《商事通则》从内容上说应该时总纲性和通则性的，应该仅是一个“架构”而已，绝对不能走“大而全”的道路。这是因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我国目前的商事立法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先零售，后批发”的道路，即先制定单行法，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一部基本法，我们现在主张制定《商事通则》，实质上仍然摆脱不了这种立法“路径”。“先零售，后批发”的立法思路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我国法律法典化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在“零售”过程中，各单行法一般都形成了自己较为稳定的体系结构，如果想将这些内容和体系各不相同的法律中的一些具体制度在一部“通则”中规范，一方面会使我们陷入变相地制定一部商法典的窠臼之中，另一方面，会无谓增加这部法律的制定难度。在目前我国各种商事单行法已经趋于完善、各单行法也已经形成自己较为稳定的体系结构的情况下，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制定一部内容全面的法律，我们所要解决的是制定一部指导、协调和规范各商事单行法的一个总纲性的法律，这部法律应该是一个龙头而非整条龙。
笔者主张《商事通则》内容的总纲性，并不意味着反对将任何具体商事制度包含其中，相反，笔者认为对于那些不宜以商事单行法的形式规范或以商事单行形式规范成本过高的具体商事制度，应包含在《商事通则》之中，原因是，许多具体的商事法律制度是建立在相应的民事法律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和民事法律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交易便捷和交易安全的更好追求，如商事代理制度和商事责任制度，商事代理制度中对代理人权限的扩展和商事责任制度中对严格责任的普遍确认，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交易能够便捷、安全的进行。对于这类商事具体制度，完全没有必要单独立法，只需将其与相应的民事法律制度的不同之处在《商事通则》中加以规定即可。对于有些具体的商事制度，虽然可以以单行法的形式制定，但会导致过高立法成本的产生，浪费立法资源。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笔者强调《商事通则》的总纲性，也并不意味着笔者赞同我国立法者长久以来所坚持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路。“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路曾对加快我国立法进程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按照这一思路制定的法律在实践中很难被适用，出现了所谓的“法律进不了法院”的现象。笔者认为，《商事通则》虽然是总纲性的，但绝对不应该是粗线条的，它应当对那些共通性的商事规则详细规定，以便于实际操作和适用。
按照以上制定《商事通则》的总体思路,笔者认为,《商事通则》的体系应确定为基本原则、商事主体、商事行为与代理、商号、商业登记、商事责任的一般规定、附则等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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