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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


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212号


　　《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已于2011年6月3日经市十四届人民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城市管理，规范户外广告设置行为，合理利用城市空间资源，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李沧区、崂山区、黄岛区、城阳区行政区域内户外广告的设置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设置包括：
　　(一)利用户外场地、建(构)筑物和道路、隧道等市政设施设置展示牌、霓虹灯、发光字体、电子显示屏、电子翻板装置、灯箱、广告栏、宣传栏、实物模型等广告设施的行为；
　　(二)利用建（构）筑物、交通工具、水上漂浮物、升空器具、充气物、亭体、工地围墙（挡）、模型等绘制、张贴、悬挂广告的行为；
　　（三）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体工商户在经营地、办公地设置表明单位名称、字号、标志的门头牌匾的行为；
　　（四）其他设置户外广告的行为。
　　第四条市、区政府设立户外广告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户外广告委）负责统筹协调户外广告设置管理重大问题。
　　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区政府确定的户外广告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户外广告设置的联合审批和日常管理。
　　规划、工商、城管执法、公安、交通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参与联合审批，做好户外广告管理工作。
　　第五条设置户外广告,应当遵循统一规划、分区控制、合理布局、安全规范、文明美观的原则。
　　第二章规划与规范
　　第六条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会同城乡建设、工商、城管执法等部门和各区政府编制户外广告设置总体规划，经市户外广告委审核，按程序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七条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户外广告设置总体规划，组织编制城市主干道、重点区域（节点）户外广告设置控制规划和详细规划，报市户外广告委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八条各区政府应当根据户外广告设置总体规划和控制规划，组织编制本辖区户外广告设置详细规划，报市户外广告委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九条编制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坚持重点控制和分区管理相结合，有利于保护城市风貌，与区域环境和城市建设发展相协调。
　　第十条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禁设区、限设区、宜设区；
　　（二）户外广告布局、总量、密度、种类的控制原则；
　　（三）户外广告设置的位置、形式、规模、规格、色彩、材料、照明等基本设置要求。
　　第十一条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户外广告设置技术规范，报市户外广告委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十二条组织编制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和户外广告设置技术规范，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公开听取相关部门、行业协会、有关专家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设置户外广告：
　　（一）利用交通标志和交通安全、消防、电力、通讯、邮政、道路照明等公共设施的；
　　（二）影响交通标志和交通安全、市政、消防等公共设施使用或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
　　（三）危及建（构）筑物安全、公共安全的；
　　（四）占用绿地或者影响树木生长的；
　　（五）其他妨碍生产生活、影响城市景观的情形。
　　第十四条禁止在下列区域、位置设置户外商业广告：
　　（一）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城市风貌保护区以及名胜风景点的建筑控制区；
　　（二）国家机关、中小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医院等；
　　（三）立交桥和人行过街天桥，道路两侧各种护栏、杆体、通透围墙、道路隔离带；
　　（四）公共汽车、出租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五）规划确定的其他禁止设置户外商业广告的区域、位置。
　　第十五条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对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和户外广告设置技术规范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认为确需修改的，应当及时组织修订。
　　第三章设置许可
　　
　　第十六条设置户外广告应当符合设置规划和设置技术规范，依法办理许可手续。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户外广告。
　　第十七条户外广告的设置许可，实行统一受理、联合审批、分级管理的制度。
　　属于城市主干道、重点区域（节点）规划范围内的户外广告设置申请，由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受理。其他户外广告设置申请由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区政府确定的户外广告主管部门统一受理。
　　使用期限十五日内的属于临时性户外广告。临时性户外广告和门头牌匾设置申请由区政府确定的户外广告主管部门统一受理。
　　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和建筑控制区内设置户外广告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申请设置户外广告，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户外广告设置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或者其他证明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的证照;
　　（三）设置户外广告所利用的场地、建（构）筑物、设施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
　　（四）户外广告位置关系图、正立面图及效果图;
　　（五）涉及利害关系人的，应当提交同意设置的证明材料；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申请设置大型户外广告设施的，还应当提交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设计的户外广告设施结构设计图。
　　以金属结构为主体的户外广告设施，许可期满申请延续的，应当提交具有法定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安全检测报告。
　　第十九条申请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临时设置户外广告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或者其他证明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的证照;
　　（三）临时户外广告设置的形式、范围和示意图；
　　（四）涉及利害关系人的，应当提交同意设置的证明材料；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条受理机关受理后，应当会同相关部门进行联合审查。对符合户外广告设置条件的，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许可决定，核发《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对不符合设置条件的，应当依法作出不予许可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利用公共资源设置户外广告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许可决定。招标、拍卖办法由市户外广告委另行规定。
　　第二十二条户外广告设置期限按照下列情况核定：
　　（一）通过招标、拍卖方式获得户外广告设施经营权的，设置期限按照招标、拍卖规定的期限核定，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二）利用自有产权或者通过借用、租赁等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场地、建（构）筑物、设施设置户外广告的，设置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三年；
　　（三）举办大型文化、旅游、体育、公益活动或者商品交易会、展销会设置户外广告的，设置期限根据活动期限确定；
　　（四）门头牌匾设置实行一店一牌，不设定设置期限。
　　第二十三条通过招标、拍卖方式取得的许可期满后，需要继续设置户外广告的，应当重新招标、拍卖；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许可，需要延续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审批部门提出申请。
　　第二十四条经批准设置的户外广告，需要办理户外广告发布登记的，设置人应当按照规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
　　第二十五条审批部门应当在其办公场所、政务网站等公开户外广告设置规划、户外广告设置技术规范等资料，以及户外广告设置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程序、期限、申请书示范文本，并提供查询服务。
　　第四章设置与维护
　　
　　第二十六条户外广告应当按照批准的地点、位置、形式、规格等要求进行设置。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变更。
　　经批准设置的大型户外广告，应当按照规定标注许可编号和设置单位，施工监理报告和竣工验收报告等资料应当报审批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不得损害建（构）筑物、街景和城市轮廓线的重要特征，不得破坏被依附载体的整体效果，其设置位置、形式、大小、色彩、图案应当与建筑及其他所依附的载体相协调。
　　第二十八条经批准设置的商业广告设施，画面空置不得超过五日，逾期应当按照规定发布公益广告，直至发布商业广告为止。
　　第二十九条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政府会展机构应当在城市主要公共场所和主要道路根据规划设置公益广告设施，按照有关规定发布公益广告。公益广告发布数量不得低于户外广告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公益广告发布者应当及时更新广告内容。
　　经批准设置的公益广告设施，不得发布商业广告。
　　第三十条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户外广告安全设置的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户外广告设置人建设和维护户外广告设施，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建立自检制度，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隐患排除之前，户外广告设置人应当在现场明显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必要时还应当派人值守，防止事故发生。
　　第三十一条户外广告设置人应当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日常检查和维护，保持户外广告设施完好整洁。
　　户外广告设施出现破损、倾斜、残缺、污损、褪色的，设置人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新。霓虹灯、发光字体、电子显示屏、灯箱等形式的户外广告设施出现断亮、残损的，在修复、更换前应当停止使用。
　　第三十二条非临时性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被撤回、撤销或者期满未延续的，设置人应当在十日内自行拆除。
　　临时性户外广告应当在设置期限届满后一日内拆除。
　　第三十三条因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作出的户外广告设置许可，给户外广告设置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五章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户外广告设置审批部门、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对户外广告的设置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户外广告设置审批部门应当自核发《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之日起三日内，将《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复印件及相关材料抄送相关城管执法部门。
　　城管执法部门对户外广告设置人违反户外广告设置许可决定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三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及相关材料抄送相关户外广告设置审批部门。
　　第三十六条户外广告设置审批部门、城管执法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或者说明；
　　（二）根据需要进行现场勘测；
　　（三）责令户外广告设置人履行户外广告相关管理责任。
　　监督检查人员履行前款规定的监督检查职责时，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
　　第三十七条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对违反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行为的举报应当在七日内予以查处，并将处理情况反馈举报人。
　　第三十八条建立违法设置户外广告信息公开制度，对违法设置户外广告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通过媒体对其违法情况进行曝光。有关部门应当将违法设置户外广告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的不良记录纳入户外广告管理诚信体系。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由城管执法部门按照以下规定处罚：
　　（一）违反第十三条、十四条、十六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规定，擅自设置户外广告，未按许可要求设置户外广告或者不符合户外广告设置规范的，责令限期改正，并按每平方米五十元处以罚款，面积不足一平方米或不能计算面积的，按每处五十元处以罚款；
　　（二）违反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规定，未按要求发布户外广告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逾期未拆除的，责令立即拆除，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按每平方米五十元处以罚款：
　　（一）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户外广告出现破损、倾斜、残缺、污损、褪色、断亮等情形，未及时修复或者更新的；
　　（二）违反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非临时性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被撤回、撤销或期满未延续，逾期未拆除的。
　　第四十一条城管执法部门作出责令拆除决定后，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的，由城管执法部门依法予以强制拆除，相关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四十二条设置户外广告行为违反工商行政管理、安全生产、道路交通等管理规定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户外广告设施因设置维护不当，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设置人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四十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划要求或者许可权限、条件、程序等规定办理户外广告设置许可的；
　　（二）未及时查处违反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的行为或者未及时拆除违法户外广告的；
　　（三）未按照规定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争的方式，对利用公共资源设置户外广告作出许可决定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四条本办法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1995年6月22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青岛市户外广告的设置管理办法》（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36号）和2001年3月20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青岛市临时性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120号）同时废止。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不足及配套制度建构

李旺城、郭小锋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101300）

【内容摘要】 新《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它在打击腐败分子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在犯罪主体、客观特征和法定刑上存在着立法上的不足并需要进一步完善；并且该罪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配套制度方面，也需要加快工作的步伐。只有从立法与制度这两个方面进行完善和落实，才能使该罪更加有效地打击贪污腐败分子，为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立法完善 制度建构 反腐败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不断深化，使得整个社会处于转型这一不确定的时期，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攀比之风日渐盛行，整个社会的反腐倡廉呼声也日益高涨，这些引起了全国人大、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为此，我国在1997年修订《刑法》中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截堵性条款对腐败分子给予法律上的制裁。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一截堵性条款暴露出功利立法上的考虑不周和前置制度建设上的不健全，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进一步完善，从而使该罪更贴近打击腐败分子的实践。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状
所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的超过合法的收入，且差额巨大经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行为[1]。该条款的设立是国家立法机构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现象日益严重，少数国家政府官员聚敛财富而司法机关限于实际情况难以查明其真实来源而采取的立法措施。它的制定有力于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弥补了我国反贪立法的漏洞，是“从严治吏”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有些学者赞誉其为“惩治腐败的利锐武器”[2]。
但是，综观这些年来的司法实践，这把“利锐武器”似乎并不锐利，甚至它成为一些贪官们的“避风港”和“保护伞”，如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胡继美夫妇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肖、胡二人不明财产达2000多万，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法定刑只有5年，肖、胡二人一个被判死缓、一个被判无期徒刑，在明文规定的条文面前“全身而退”。对这种情况，有人认为办案者审查不彻底，执行的是“穷寇勿追”战略；有人则直截了当地批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效果，客观上为腐败分子们提供了一个兜底条款[3]。同时，该罪在实践中倍受指责还有另一方面原因，即自设立以来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却从来没有单独适用过，反而成了贪污罪、贿赂罪的附带罪名，甚至是各别地方贪污腐败分子自保的“最后一张王牌”，这给依法执法带来了诸多责难。总之，其罪中构成要件的独立性与实践上的附随性冲突，这两对矛盾使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陷于十分尴尬的处境。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在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予以规定的。1997年全国人大修订《刑法》,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在第395条第1款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差额予以追缴。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似乎就成了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一项附带罪名,极少有单纯因被查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依此罪定刑的。实际上,一些腐败分子正在获取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轻缓刑罚的“好处”：无论贪污受贿多少，只要不留下贪污受贿的蛛丝马迹，最终即使巨额财产被发现，也只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轻松受罚。因此，对于该罪无论在立法完善上还是在司法制度中都存在着问题。
（一）从该条款的犯罪主体来看。该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能是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那些已经卸任、退休的原国家工作人员即使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却也很难受到法律的制裁，该罪特殊的犯罪主体限制了它的法律威力的实施。因此，我们应当对该罪的犯罪主体加以重新界定，在此我们可以借鉴香港地区《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罪”规定：(1)任何人士，如属政府雇员或曾为政府雇员，而——(a)所维持之生活标准，高于与其现在或过去薪俸相称之标准者；(b)所支配之财富或财产，与其现在或过去之薪俸不相称者，除非能向法庭作出圆满解释，说明其如何能维持该生活标准，或如何能支配该等财富或财产，否则即属违法[4]。它明确地规定了无论是现任的还是曾任的政府雇员，只要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可能受到法律的刑罚。仿照这样规定我国的刑法第395条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的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有效、切实地开展下去，才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和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与国际的司法规范接轨。所以，笔者建议将下列人员纳入该罪的特殊主体：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者负责人中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从事检察、审判工作的检察官、法官中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公安、财政、工商、税务、海关等国家行政机关所有公务员中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政府派出机构中从事国家公务的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以此实现我国刑法的立法价值取向，抛弃该罪所具有的功利主义倾向。
（二）从该条款的客观特征来看。第一，该条款中“可以责令说明来源”存在逻辑不严的毛病。当前，理论界对该罪的客观特征存在着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持有说，它认为该罪的实施行为是拥有超过合法收入且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另一种是不作为说，它认为该罪的实施行为是不能说明超过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5]。笔者认为，持有说将“可以责令说明来源”看作是该罪的程序性条件，而不作为说将其理解为实质性的核心条件。因为刑法是解决实体法的法律而非程序法，它不会越俎代庖的规定司法程序问题，所以不作为说应当更接近于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既然不作为说更符合刑法的立法取向，那么“可以”二字便是立法者在立法上的有意疏漏。全面理解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实际上它隐含了司法机关必须责令犯罪嫌疑人说明其财产的来源，而不是可以责令其说明也可以责令其不说明。实际上，该罪是对犯罪嫌疑人拥有巨额来源不明的财产不作财产合法来源说明的不作为行为进行的法律惩罚，而不是对拥有巨额财产的持有行为进行的惩罚。所以，这种说明义务已经由刑法本身所设立，在这里应当将“可以”改为“应当”更符合刑法的逻辑严格性的要求。第二，对于该条款中的“不能说明”在理解上容易出现偏差。笔者认为，对“不能说明”应作限制性的解释。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能作以说明”，只不过这种说明大多是莫须有的、无从考证的和隐匿实情的。如将财产来源说成是外国远亲赠与的或从已死亡的亲属那里继承的，对此侦查人员实际上几乎无法调查核实，既不能证明其无，亦不能证明其有，如果以这种不能考证形式而作的说明作为法律上所要求的“合法说明”的话，这就有可能使一些“蛀虫”规避法律的制裁，这明显是有悖于立法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刑法》395条第1款所要求的“说明”予以特别限制，即应当是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说明的。为了消除这种法律理解上的偏颇，我们建议将“不能说明”改成“拒不说明或做虚假、无据说明”，这样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实现刑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协调、统一。
（三）从该条款的法定刑来看。第一，由于该罪的法定刑较轻，使之可能成为司法腐败的源泉和集体腐败分子的“保护伞”，它不利于维护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不符合刑法中的罪责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例如，一些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与腐败势力狼狈为奸，放弃对腐败案件中的巨额财产来源的追究，而简单的以本罪结案，结果是遏制了一种腐败却滋生了另一种腐败。第二，本罪缺乏附加刑，仅追缴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而不附加罚金，容易轻纵犯罪分子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相结合的功能[6]。所以，对于本罪的法定刑笔者建议引入罚金制，同时根据当地的年人均收入和犯罪人的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差额部分的比例来确定法定刑。例如，差额部分是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以上不满十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金；十倍以上不满二十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二十倍以上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金。
综上所述，通过对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上的分析，笔者建议对《刑法》第395条第一款[7]作如下表述：任何公民，如属国家工作人员或曾属国家工作人员，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应当责令说明来源。本人拒不说明来源或作虚假、无据说明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差额部分是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以上不满十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金；十倍以上不满二十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二十倍以上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金。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制度完善
针对当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上的众多不足和在司法实践上的尴尬处境，我们除了应当从法治上加以完善以外，更应当从制度上加大建设的步伐，使之从多方面对贪污腐败现象加以遏制，从而更好的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驾护航，从制度上主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应当进一步践行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5.4.30)、《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1997.3.24)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外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1995.4.30)，建立国家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和离任审查制度，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状况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的监管之下，防止当出现巨额财产时才发现其来源难以查明的失控状态。同时，与这一制度相配套的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正的监督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对申报的材料进行系统化、透明化的管理防止监督机构的“护短”行为和集体腐败现象的产生。因此，笔者建议可以由国务院直属的审计署来对相应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及家属的财产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从而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前置制度建设完善。
第二，建立金融监管机制。我国从2000年4月起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它是整个金融实名制的一部分，它的设立有利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给予及时、全面的监控，有利于抑制腐败使得“灰色收入”无处藏身，更有利于国家财政、税收的征管。但是，由于我国各大银行间的互联互通工作做的还不健全、不完善，同一姓名可以在不同的银行开立多个户头，使得腐败分子还有可乘之机。同时，增加对不动产的实名制管理，使腐败分子妄想利用购置不动产转移赃款、毁灭证据逃避法律的制裁的幻想彻底的破灭[8]。
第三，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策略。实践中对于该罪的追究大部分来源于群众的举报、纪检的查处和媒体的揭发。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从党内、社会舆论和群众三个方面加以监控，广开举报渠道，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充分发挥纪委的内部监督作用，从多层次对腐败势力加以打击。
总之，只有科学合理地建设好我国的财产申报和金融监管制度，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方面的制约机制相结合，把反腐败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性的、系统的综合工程来抓好、落实到位，才能开创我国反腐败工作高效、灵活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