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延松 山东政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秘密侦查/立法比较/现实困境/法治化
内容提要: 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侦查手段，在现代各国侦查实践中被普遍应用。我国立法对秘密侦查缺乏明确而详尽的规定，这与国外的立法规定相差甚远，也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语境下，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亟需实现我国秘密侦查的法治化，以限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确保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在刑事犯罪领域不仅涌现出黑社会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跨国犯罪等新类型的犯罪，而且毒品犯罪、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等传统型犯罪也日趋高组织化、强隐秘化、高智能化。这些犯罪所具有的极强隐蔽性和反侦查功能，对侦查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的侦查措施在侦破现代犯罪上就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局限性。为了应对犯罪形势出现的新变化，秘密侦查作为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侦查手段便在各国的侦查实践中得到广泛使用。然而，鉴于秘密侦查所具有的强隐蔽性和易侵权性，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秘密侦查的“双刃剑”功效，其在给侦查机关带来执法利益的同时，也就天然地蕴涵着侵犯公民权利和滥用的风险。为此，现代法治国家从保障公民个人权益出发，对刑事司法中秘密侦查措施的运用都进行了全面规范和控制。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也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但立法鲜有规定，这不仅使我国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措施的采取无法受到法律的有效规制，更为严重的是妨碍了我国侦查法治化建设的进程，这极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因此，我国亟需对秘密侦查实行有效的法律控制，实现秘密侦查的法治化，以限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确保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
一、我国秘密侦查的立法现状及现实困境
我国关于秘密侦查的立法依然是个空白，既没有专门规制秘密侦查的单行法，也没有在刑事诉讼法典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秘密侦查手段予以规定。只有极少数原则性的规定涉及到秘密侦查措施，或者是侦查机关的一些内部规定来规范秘密侦查措施，致使秘密侦查的使用置于“隐形法”的调整之下，各地侦查机关在使用秘密侦查措施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目前，我国侦查机关使用秘密侦查手段的法律依据主要来源于两个：一是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察措施。”二是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察措施。”除此之外，我国法律再无片言只语予以规范。对公民权利影响如此重大的措施，仅仅由国家的部门规制来调整，在全世界都极为少见，称之为“法外立法”并不为过。至于1984年公安部制定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和2000年通过的《公安部关于技术侦察手段的规定》，只是公安（国安）机关内部通行的办案规则，导致所谓的“国家有关规定”、“严格的批准手续”究竟为何物，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显然与现代刑事诉讼基本价值和法治国家的要求相违背。可见，我国关于秘密侦查的立法极不完备，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陷入困境。
1．立法的缺失导致秘密侦查在实践中的适用不规范。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为了保护卧底侦查人员和特情，在向检察机关移送有关卧底侦查员或特情参与案件的事实材料时，对卧底侦查员以同案犯或重要证人的形式出现，并以“在逃”或“另案处理”为由，不移送材料。而检察机关在起诉此类案件时，因无明文的法律规定，存在一种盲目性和无奈性。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由于法律没有对因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予以规定，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和无序性。[1]（P101）这种做法很不规范，是无奈的变通之举。现行法律对秘密侦查规定的神秘化倾向，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和国家司法机关公正的形象。
2．秘密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仅仅依照部门规章、政策行事，我国采取秘密侦查办案的侦查人员要承受着合法与非法的质疑。这也导致了侦查人员心里没底，加之具体的界限不明，秘密侦查人员本身就处于一种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地带。
3．容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秘密侦查本身就具有易侵权性，再加上法律没有对秘密侦查的适用程序进行完善的规定，导致秘密侦查措施的滥用。如果随意采用秘密侦查手段，会产生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后果，即这种方法的使用往往会侵犯有关人员的合法权利，如隐私权、通讯自由权等。
4．缺乏外部的有效监督。目前，秘密侦查并未纳入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围内，而是由公安（国安）机关内部的操作规则予以规范和实施，实行的是自我约束、内部审查、同体监督，具有不透明性，无法在外部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黑箱操作”。这种制度设计很容易导致侦查机关在无任何外部监督制约的情况下行使秘密侦查权，为了快速有效侦破案件，动辄采用秘密侦查手段，产生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后果。
5．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于法律没有明确授权侦查机关采取秘密侦查措施的权力，法律对特殊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也没有任何的规定，因此，通过这些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直接进入审判程序，必须经过“证据转换”，即对秘密侦查的结果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予以“公开化”，否则无法确保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秘密侦查获取的资料“只能在分析案情时使用，不能在审判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要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需要在此前一定时间内告知有关案件各方秘密取证之信息，将其公开化后方能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2]（P306）但“证据转换”的法律依据以及经转换的证据的合法性却有待考证，况且有些证据也是无法“转换”的。可见，秘密侦查有必要进行法治化。
二、秘密侦查立法的域外考察
由于秘密侦查措施的适用时常发生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现代各国为了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都十分重视对秘密侦查的立法，对其适用做出了明确规定。不仅可以使秘密侦查获得有效的授权，保证侦查手段的理性选择与行使，而且能够将可能发生的对公民权利的侵害降至最低。大陆法系国家采用诉讼法律模式，在其刑事诉讼法中对秘密侦查做出规定。联邦德国在1975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关于“监视电信通讯”的规定；1992年9月23日正式生效实施的《对抗组织犯罪法案》新增了关于“卧底侦查”规定；1998年修订的《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在第110a－110e条对卧底侦查做了详尽的规定，[3]（P27）在第100条对监听、录音的适用对象、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4]（P453）法国于1991年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增加了“电讯的截留”一节，对秘密监听的程序问题做出了详细规定。[5]（P124）2001年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86条对监听做了规定：“如果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和其他人的电话和其他谈话可能含有对刑事案件有意义的内容，则在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犯罪案件中允许监听和录音，监听和录音根据法院依照本法典第165条做出的决定进行。”该法还对监听和录音的申请、期限和使用等问题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6]（P145－147）
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综合法律模式对监听、乔装侦查等秘密侦查方法进行规定。美国国会1968年通过《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对秘密监听、录音做出了具体规定。美国联邦调查局于1981年颁布了《乔装侦查行动准则》，以加强对乔装侦查行动的内部控制与责任约束机制，其后又分别在1992年、2002年两度修改此准则。[7]英国议会1985年通过的《电讯截获法》，一方面将非法截获通讯规定为犯罪，同时也赋予了警察和情报部门在一定条件下截获通讯的权力。
纵观德、法、俄、美、英等国家有关秘密侦查的立法，无论采取何种模式，都是通过明确的制定法对秘密侦查进行规范，使秘密侦查的进行均处于一种有法可依的状态。可见这些国家的秘密侦查正在实现法治化，都是力求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间求得平衡。尽管各国的秘密侦查立法问题在具体规定方面不尽一致，但是均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1．适用的犯罪范围。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极易因侵犯公民权利而成为非法侦查的特殊侦查行为，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这也是法治国家的共识。总的来说，秘密侦查主要适用于两类犯罪：一是重罪，即处罚较重的犯罪，如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条例》规定秘密侦查适用以下犯罪：间谍罪、叛国罪、谋杀罪、抢劫罪、贿赂政府官员罪、贩毒罪、敲诈勒索罪等12种犯罪。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6条规定“在下列有关的刑事诉讼中允许对谈话、电话和其他形式的电讯联系进行窃听：（1）依照第4条的规定依法应判处无期徒刑或者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非过失犯罪；（2）依照第4条的规定应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妨害公共管理的犯罪……”针对这类犯罪采用秘密侦查措施足以抵消因侵害公民隐私权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组织化、智能化、隐秘化的特殊类型的犯罪。由于其犯罪行为的特点，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侦查机关不采用秘密侦查，实难发现并侦破犯罪。
2．适用的必要性。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a规定，只有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控制的住所的条件下，才允许命令监视、录制电讯往来。[3]（P31）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只有在常规侦查措施已经失败或不可能成功或过于危险时才能采用秘密监听手段。[8]（P356）由此可见，秘密侦查只有在常规性侦查措施难以查清案情时才能采用。这是基于秘密侦查措施是非公开进行的，难以受到外部有效监控，并且该措施往往直接触及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利的考虑。
3．秘密侦查的对象要具有相关性。即秘密侦查的采取只用来针对被指控人员及相关事实。为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这就要求秘密侦查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事实才能使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a第5款规定，进行监听原则上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而采用，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与案件有关联的其他人员。[3]（P31）
4．秘密侦查必须经过司法审查方能适用。由于秘密侦查措施是无需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的强制性侦查措施，为了防止侦查机关在实施过程中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西方各国均规定秘密侦查措施的适用，须经侦查机关提出申请、法官审查批准才能适用。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b第1款规定，对电讯来往是否监视、录制，只允许由法官决定，在延误有危险时也可以由检察院决定。[3]（P33）
5．权利的司法救济。为实现国家秘密侦查权与公民隐私权对抗中的平衡，各国立法一般规定广泛的司法救济措施以对不当秘密侦查行为进行合理地抗辩。如侦查对象对秘密侦查所获得的信息有审查和提出异议权。对秘密侦查所获得的非法证据享有请求排除权。辩护方享有秘密侦查所获得信息的使用权和对非法秘密侦查行为的民事求偿权。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通讯被非法监听、泄露及非法使用者有权对非法行为实施者提起民事诉讼。[8]（P360）
三、实现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的出路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传统的以道德教化和行政命令为手段的治国理念已经不适应现代治国的需要，于是我国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关的一切权力的限制”。[9]（P260）可见，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绝对不是旨在对公民施行法律压制，而应该是一种限制政府权力的控制手段和保护公民权利的保障措施。所以“作为法治来说，其所治的关键在于治权”。[10]（P92）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符合法治原则的秘密侦查制度，而这有可能导致权力的恣意和对人权的威胁。所以，秘密侦查法治化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如何对秘密侦查权进行有效控制，从而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问题。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所说：“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人们可以将它比作附在权力上的一种咒语——它是不可抵抗的。”[11]（P362）针对秘密侦查措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在现代法治和人权保障的观念下，本着学习和发展的精神，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借鉴国外的合理立法经验，将秘密侦查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统一调整范畴，从而实现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一）明确秘密侦查的性质定位
现代刑事诉讼行为理论认为，侦查行为属于刑事诉讼行为的范畴。秘密侦查作为行使侦查权的一种方式，自然是诉讼行为、侦查行为，理应受到刑事诉讼法的调整。何况任何国家行为的实施都需要有法律上的依据，秘密侦查也只有处于法律的控制之下，才能符合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否则，权力一旦失去了约束，其所具有的天然扩张属性必然导致其被滥用。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决定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2年3月30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对《甘肃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条修改为：“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使用、检验和监督管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各级饲料管理部门应当对依法经过审定或者登记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试验数据和其他数据实施保护。审定或者登记机关不得披露上述数据，并自依法予以审定或者登记之日起6年内，未经申请者同意，不予受理其他单位和个人以相同的数据提出的审定或者登记申请。但是下列情况可以披露有关数据：
（一）公共利益需要；
（二）已采取措施确保该类信息披露后不会被用于非正当的商业目的。”
三、第七条修改为第八条：“在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中不得直接添加兽药和其他药物，允许使用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饲料产品，其配方应当报省饲料管理机构批准。”
四、第十五条修改为第十六条：“禁止生产、销售下列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一）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
（二）标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三）无生产许可证或批准文号的；
（四）无产品质量标准；
（五）未经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进口的；
（六）未经批准擅自加入药物或改变所经营产品成分的；
（七）产品所含成分与执行标准不符的；
（八）非法获取、使用标签或包装物的；
（九）非法获取、使用生产许可证、产品批准文号、产品登记证的。”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下列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一）新研制但未经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公布的或明令停用、禁用、淘汰的；
（二）超过保质期、霉坏变质、受到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或卫生指标不合格的。”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添加激素类药品和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禁用药品。”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企业在产品销售后，认为其产品存在缺陷，可以采取措施回收其产品，并披露相关信息。”
八、第二十条修改为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一）、（二）、（三）、（四）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饲料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下的罚款。”
九、第二十一条修改为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五）、（六）、（七）、（八）项和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饲料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项或者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没收违禁药品，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此外，对个别文字和条文顺序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附：甘肃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2002年修正本）
（2001年6月2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2年3月30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规范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保证饲料产品质量，维护饲料生产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饲料产业和养殖业的发展，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使用、检验和监督管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省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工作，其饲料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发展饲料产业的方针、政策，制订全省中长期饲料发展规划；
（二）组织全省饲料产品安全性的监督检查；
（三）组织饲料产品检验机构考核；
（四）组织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企业的生产许可证的申报，核发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
（五）组织拟定全省饲料地方标准；
（六）发布行业信息；
（七）依法查处违反本条例的行政案件。
市、州（地区）、县（市、区）人民政府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饲料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工作。
各级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饲料产业发展，鼓励国内外组织和个人兴办饲料企业，合理开发利用饲料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各级饲料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统筹规划、协调发展饲料产业，建立健全饲料科研和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及时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组织研制、引进和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引导农村小型饲料加工厂（点）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第五条 各级饲料管理部门应当对依法经过审定或者登记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试验数据和其他数据实施保护。审定或者登记机关不得披露上述数据，并自依法予以审定或者登记之日起6年内，未经申请者同意，不予受理其他单位和个人以相同的数据提出的审定或者登记申请。但是下列情况可以披露有关数据：
（一）公共利益需要；
（二）已采取措施确保该类信息披露后不会被用于非正当的商业目的。
第六条 设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依法经省农牧行政主管部门的饲料管理机构或委托的县级以上饲料管理部门按照权限审查，符合条件的，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企业登记注册手续。
省饲料管理机构或委托的县级以上饲料管理部门收到企业的全部申请资料后，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
第七条 从事国家实施生产许可的饲料产品生产的企业，应当取得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和省农牧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产品批准文号。
第八条 在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中不得直接添加兽药和其他药物，允许使用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饲料产品，其配方应当报省饲料管理机构批准。
第九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经营者，必须具有符合要求的仓储设施、人员、经营场地，并按规定制订相关管理制度。在同一经营场地和仓储设施内，不得同时存放或经营有毒有害物品。
第十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执行国家、行业或地方的有关标准。自行制定的企业产品质量标准应当按省标准化主管部门和省农牧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备案。
第十一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生产、销售记录和产品留样观察制度，并进行产品质量检验。检验合格的，应当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
第十二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和饲料原料的包装，应当符合保证饲料产品质量、安全和卫生的规定。
第十三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应当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书。标签内容按饲料标签国家标准执行。用标签代替产品使用说明书的，应当在标签中增加产品使用说明书的内容。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单一饲料中蛋白质饲料的产品标签报县级以上饲料管理部门备案。国家实施生产许可的和添加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饲料产品的合格证书和饲料标签报省饲料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四条 省外企业在我省销售饲料产品应当附有产品合格证书和饲料标签，国家实施生产许可的和添加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饲料产品的合格证书和饲料标签应当按规定报省饲料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五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广告应当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未办理饲料生产企业审查手续的，无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批准文号的饲料产品，不得发布广告。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广告不得有预防或者治疗动物疾病的说明或者宣传。添加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饲料产品，可以对所加药物饲料添加剂的作用予以说明，但不得作虚假宣传。
第十六条 禁止生产、销售下列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一）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
（二）标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三）无生产许可证或批准文号的；
（四）无产品质量标准；
（五）未经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进口的；
（六）未经批准擅自加入药物或改变所经营产品成分的；
（七）产品所含成分与执行标准不符的；
（八）非法获取、使用标签或包装物的；
（九）非法获取、使用生产许可证、产品批准文号、产品登记证的。
第十七条 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下列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一）新研制但未经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公布的或明令停用、禁用、淘汰的；
（二）超过保质期、霉坏变质、受到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或卫生指标不合格的。
第十八条 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添加激素类药品和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禁用药品。
第十九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企业在产品销售后，认为其产品存在缺陷，可以采取措施回收其产品，并披露相关信息。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饲料管理部门根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规划，可以组织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质量进行监督抽查，并会同同级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公布抽查结果。
省饲料管理机构根据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和要求，可以组织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安全性进行监督检查。
进行质量抽查和安全检查需要检验的，应当书面委托饲料检验机构，按规定抽取样品和索取有关产品资料，对产品进行检验，不得向受检人收取检验费用，不得重复抽查、检查。检验所需费用由委托方负担。
第二十一条 从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的机构，应当经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省农牧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方可承担饲料产品质量检验工作。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质量检验机构可以接受企业的产品质量委托检验，费用由委托方负担。
第二十二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质量检验机构在收到受检样品后，常规检验项目10个工作日内做出检验报告，非常规检验项目30个工作日内做出检验报告。逾期不能完成的，应当书面通知委托方并报告省饲料管理机构。
受检人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自收到检验结果之日起15日内向省饲料管理机构申请复检。
第二十三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质量检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其所出具的检验报告承担法律责任，并对企业提供的技术资料承担保密义务。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一）、（二）、（三）、（四）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饲料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五）、（六）、（七）、（八）项和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饲料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非法获取、使用生产许可证、产品批准文号和产品登记证的，由省农牧行政主管部门收缴或者吊销产品批准文号，提请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收缴或者吊销生产许可证、产品登记证，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项或者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没收违禁药品，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生产者、经营者因产品质量问题给使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各级饲料管理部门、饲料质量检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本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其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行使企业审查、审批、年检、监督检查等管理职责时，擅自改变标准或条件，或者推诿、拖延的；
（二）越权核发资质证书、批准文号、生产许可证的；
（三）在饲料产品检验中，弄虚作假出具不真实检验报告、故意延长检验期限或不按时送达检验报告的；
（四）泄露受检人技术秘密的；
（五）在饲料企业审查、产品检验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
第三十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