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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责任的转化及权利义务的守恒

董 玉 鹏*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用衡平的观点对权利、义务、责任三者的概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和分析。公权力通过立法活动确定了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行为规范—法律，公民间遵循法律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良性的平衡的关系。如果良好的法律所建立起的社会秩序能够被遵守，那么这种平衡无需国家进一步干预、协调。当公民的权益受到他人的损害时，救济途径不外乎有三种：民事主体间的自行协商、调解；民事主体向国家公权力的代表机关—法院提起诉讼；国家在个人无力捍卫自己的权益时主动干预。权利、义务责任在其中是建立当事人间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
[关键词] 权利 义务 责任 责任的转化 权利义务的守恒

正义是人们争论和探讨已久的话题。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有力手段，这是得到众多学者认同的观点。然而正义的定位究竟在何处？法如何去实现正义？在笔者看来，万物之所以美好，就在于它们在动与静的交融中表现出了一种平衡的姿态，公平、正义也只有在平衡中才能实现。在民事立法上，衡平精神体现得越好，也就越为人们所称道，这样的法也才真正称得上是善法。而衡平精神的体现，与权利、义务、责任的合理搭配与运行是分不开的。

一 权利、义务、责任概念的争论及其三者的关系
（一）关于权利、义务概念的争论
权利、义务的本质是什么？它们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调整人们的行为？这是当前我们不可以忽视的重要问题，至今学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结起来，一般有以下三种主流观点：
1.自由说。此种学说认为，权利是法律所赋予的自由，是“法律上关于权利主体具有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1]，而义务则是法律所赋予的自由之约束，是“法律上关于义务主体应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2]
2.法力说。此种学说较为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是：“权利意指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地作为或不作为的法定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能动的手段。”[3]
3.利益说。这一种学说倾向于，“权利是权力所保护的利益，是社会所承认的必须且应该得到的利益，”[4] “义务是权力所要求履行的不利益，是社会所承认的必须且应该付出的利益。”[5]
综观以上观点，笔者较为赞同利益说，即权利和义务是一种利益的获得或付出。这种利益包括以物质形态表现的利益，也包括无形的精神利益。在民法领域中，当事人行使权利、负担义务是以物质利益的获得与付出为主，精神利益的获得和付出为辅。自由说和法力说的缺陷就在于它们所定义的权利和义务失之过窄。自由说以偏概全：自由或不自由仅仅是权利或义务的一种，而不能包括全部的权利和义务。法力说则把权利与权力等同起来，其所定义的，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权力，国家强力的过度介入将会导致权利的弱化，进而导致人权的丧失，权利的被剥夺。
（二）责任在以往学者中的定位及功能
责任是基于一定义务而产生的合理的负担，这种负担可能是肉体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还可能是财产上的。一个完整的责任概念，应当由客观、主观和形式三要素组成。根据义务的性质、归责的要求和约束力的形式不同，通常所称的“责任”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基于道德义务之违反而以社会心理意识约束力的表现形式的道德责任；第二，基于纪律义务之违反而以社会团体约束力为表现形式的纪律责任；第三，基于法律义务之违反而以国家强制性为表现形式的法律责任。本文所指的责任特指第三类：法律责任。
以往学者对法律责任的定义有很多，主要有：
1.义务说。典型代表是《布莱克法律词典》中的法律责任词条，大意如下：法律责任是“因某种行为而产生的受惩罚的义务及对引起的损害予以赔偿或用别的方法予以补偿的义务。”[6]
2.处罚说。处罚说认为法律责任是“处罚”、“惩罚”、“制裁”，即违法行为必然导致公权力的强制。凯尔森说过，“法律责任的概念是与法律义务相关联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在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的行为，他应受制裁。”[7]
3.后果说。这种学说把法律责任定义为某种不利的后果。如有些学者认为，“法律责任是法制规定的，义务之不履行所处之必为状态。”[8]还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法律责任是指由于某些违法行为或法律事实的出现而使责任主体所处的某种特定的必为状态。”[9]
4.责任能力及法律地位说。此种学说把法律责任当作一种主观责任。台湾学者洪福增认为，“在法律上泛称之责任……有时指应负法律责任的地位及责任能力。”[10]
以上诸说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法律责任的本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采性。但是法律责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论是部门法学还是法哲学都未能形成统一解释。学者们对它的定位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法律责任的解释只有优劣之分而无全对全错之分。于是有些学者对法律责任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得出了以下观点：“法律责任是有责主体因法律义务违反之事实而应当承受的由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确认并强制其承受的合理的负担。”[11]这一观点吸收了义务说、后果说及法律地位说的合理因素，是较为科学的定义。
法律责任依确认责任的机关以及规定责任的法律不同，可以分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它们的表现形态不同，却有着相同的功能，即制裁、补救和强制。制裁的出发点在于社会，其作用主要是社会目的，补救和强制的主要作用则在于保护具体的受害方。三者构成了阻却义务之不履行的防御体系或履行义务的担保体系，构成了道德评的阶梯和实现法律责任目的之总体[12]。笔者认为，法律责任除了包含上述三项内容之外，还有一个作用不可忽视，即威慑作用。尤其是在当事人正常的法律关系中，责任的威慑作用必不可少，法律正是借助责任这一有力武器才使当事人在违反法律之前对由此将要造成的后果加以认真考虑，从而迫于责任的存在而依法行事（当然，相当一部分人的守法行为是自觉的，然而这种“自觉”的形成与责任的威慑作用是分不开的）。
（三）权利、义务、责任三者的关系
权利、义务、责任三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在笔者看来，它们就像一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权利和义务构成了底边，责任则起到了平衡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坚强的三角架构的存在，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才得以顺利地建立与运行，社会主体的正当目的才得以实现。本文所要阐述的责任的转化及权利义务的守恒正是基于此种架构才得以成立。权利与义务之间有历史发展上的离合关系，逻辑结构上的对立统一关系，数量上的等值关系，功能上的互补关系，运行上的制约关系，价值意义上的主次关系[13]。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在正常的状态下，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平衡、相互对应的。
义务与责任原本是同一概念，都有是权力所保障的必须且应该付出的利益。但是它们所强调的方面不同，义务强调应为性，责任强调必为性。凡是与职务有关的，职务所要求的必须且应该付出的利益，便都因为其更强调必须性而叫作责任（职责）；与此相对，与职务无关的不是职务所要求的，因为其着重于应该性而叫作义务。另一方面，任何义务，虽然强调应为性，但当其被违反时，其必为性便立即充分显露出来而远远重于其应为性，于是便成为责任了。本文所提到的责任特指民事法律关系中，义务违反后所生的责任，而与职责无关（如果采广义概念，在后面的表述中可以发现，责任守恒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权利与责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从权利人的角度来看，他有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滥用权利的义务，如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这里，责任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相对方来说，他的权利是不容别人肆意侵犯的，如果他人滥用自己的权利对该相对方的权利造成侵犯的话，滥用权利者要承担法律责任，在这里，责任起到了补偿作用。

二 责任守恒的具体阐述
责任守恒是笔者对责任转化和权利义务守恒的简称。在阐述其具体运作过程之前，必须提出两个前提：第一，权利和义务允许量化。一般来说，权利和义务是抽象的概念，它们只有被当事人行使或负担时才会在行为中显现出来。但是，平衡状态观念的提出必然要求抽象概念的量化和有形化，只有如此才可以进行操作，否则无异于一场文字游戏。第二，此处所指的权利义务，是指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且权利可以看作是一种利益，义务可以看作是一种不利，权利义务的失衡状态是从义务的增加开始的。
有了上述前提，就可以对责任的转化和权利义务的守恒进行具体的阐释了。
我们可以把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看作一个天平的两端，在正常状态下，这个天平是平衡的，即权利义务是相等的。良性责任守恒主要体现在当事人正常的法律关系之中，在良性责任守恒的情况下，责任不显现，它处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天平”之外，起着监督的作用，或者说，当事人在法律规范之下进行了互利行为。当事人之间一旦形成了某种法律关系之后，其权利义务都会失衡，即双方的义务都会增加。当事人一方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使对方的权益增加；同样，对方的义务履行行为也使另一方的权益增加，这样权利义务又实现了平衡。
恶性责任守恒（也可以叫作被动性责任守恒、消极责任守恒）则需要责任的积极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在民法中主要体现在违约和侵权行为之中），责任的基本运动是由义务转化而来，又转化为权利。如果我们把这种情况下的当事人双方称为侵害方和受害方，那么整个过程可以分解为三步：第一步，侵害方侵害了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使受害方的利益减少，这就出现了不平衡：一方面，受害方利益减少，权利义务不平衡，另一方面，侵害方义务增加，权利义务也不平衡。第二步，侵害方增加的义务转化为责任，但这只实现了侵害人一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由于受害方未得到补偿，从总体上来看，权利义务仍是不平衡的。第三步，责任再度发生转化，成为权利（或者说是利益），补偿受害方受损的权利（利益），由此，当事人双方又都再度实现了权利义务的平衡。

三 国家在责任守恒中的角色问题
良性责任守恒就是上面提到的当事人从事合法的行为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责任守恒。在这种情况下责任游离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交换行为之外，并不是说其不存在或不起作用。责任在此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警示、威慑作用，使当事人在越雷池一步之前三思而行。然而责任何以具有此种力量？这就不能不提到国家作为公权力的所有者在责任守恒中的作用。国家是指由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一定数量居民生存的一定领域内建立的、凭藉有组织的暴力、并以全社会的名义实行阶级统治的组织[14]。国家代表着公共利益行使权力。笔者在本文中所论及的责任守恒的运作，无不是在国家的权力调整之下进行的。
在良性责任守恒的情况下，国家是通过确立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来确保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的。以下文所提及的支配权问题为例，当事人之所以可以对物为全面的支配，就在于他是依照国家确定的法律规范进行支配活动的，也即他的这种行为得到国家的认可，是国家所承认的理想状态下的平衡过程。这种过程的运作有利一地社会关系的健康、稳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治秩序。国家在这里的角色是立法者和协调者。
当社会关系的主体的利益被侵害时，被侵害方有三种途径可以弥补自己受到的侵害。第一种，被侵害方可以与侵害方协商解决，通过双方的自愿协商，达成共识，侵害方直接对被侵害方失去的利益进行弥补；第二种，被侵害方如果与侵害方协商不成或不愿协商，那么可以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代表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间的利益失衡状况进行判断，进而通过责任的转化来强制性地使侵害方对受害方所丧失的权益进行弥补；第三种，当侵害方的侵害导致被侵害方的权益所受的损害足够大时，国家就会直接介入，代表被侵害方（往往还包括社会其他成员）对侵害方进行追究及严厉制裁，侵害方此时所负担的不再是上两种情况之中的一般性补偿责任和强制性补偿责任了，而是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这种途径是相对于侵害方和被侵害方双方来说，都是被动的。在恶性责任守恒中，国家通过具体的积极的干预，使责任得以确认和转化，扮演了保护者与操作者的角色。

四 结论
本文通篇探讨的是权利、义务的动态平衡，总量守恒问题，为了达到守恒的结果，责任的转化必不可少。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权利的利益化。笔者在文中将权利视作利益，系采广义概念。利益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名誉、荣誉、安全感等精神利益，既包括直接利益，也包括间接利益。这里所说的利益必须是国家公权力所承认的利益，而且更多强调的是责任转化为权利后所补偿的一方的利益。这就可以解释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损害方未获利益为何还要承担责任的问题，因为受害方的利益减少，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出现了不平衡。另外，将权利、义务视为利益和不利益，有助于责任守恒的第一个前提：权利、义务的量化的实现。
（二）强调公权力在私法领域中的作用容易引起公权力对私权力的侵犯，但是公权力的参与是必要的。
国家作为行使公权力的主体，制定了法律，判断权利义务的平衡状态，协调利益冲突，实现责任转化，那么私法之私何在？笔者认为，凡事无绝对之说，笔者之所以一再强调公权力的作用，在于为私法领域中各个主体能够进行符合各方利益的行为创造一个统一、安全而有规范环境。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良性责任守恒中，国家通过立法确立了当事人行为规范，使当事人可以顺利、安全、有效地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这其中的当事人意志自由，意思自治原则，国家公权力是无法干预的，自然也就没有公权力对私法秩序的侵犯；在恶性责任守恒中，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和国家的直接干预以使侵害方负担行政以至刑事责任本身就超越了私法的范围而处于公法范围之内，被侵害方由此可以得到较为公正的补偿和更为有力的保护，而侵害方也会受到公正的审判和应有的制裁，这些与私法领域是不冲突的，更谈不上公法对私法的侵犯问题。
（三）责任的转化与权利义务的守恒只是一种理想模式，它需要借助现有理论进行自身架构的完善。自法学诞生以来，各种概念，甚至连最基本的概念如权利、义务等都有许多种解释与争论。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是用一种新的视角对权利、义务、责任及相关概念进行审视，其中的基本架构犹如两个天平和一个点（国家公权力）组成的三角。这个架构是理想化的，现实中必定有很多变形，但循环转化的总体形态应该是不变的。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对策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 陈志凡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后,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证人出庭问题成为衡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本文拟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应如何完善进行深入探讨,供大家参考。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公诉的刑事案件中,证人绝大多数均未到庭作证,未到庭率在98%以上,极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仍然是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官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陈述,但这种陈述一旦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将卷宗中的陈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书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要改革这一现状,就必须从健全证人出庭制度入手。从目前调查分析的情况看,证人出庭制度得不到落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不足是阻碍证人出证制度实施的最根本原因
1、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立法过于简陋。我国现行的刑诉法虽然经过大幅度修改(以下简称96年刑诉法),但是关于证人证言、证人权利义务等方面的规定却仍然与1979年制定的刑诉法一样(以下简称79年刑诉法)。如96年刑诉法第47、48条的条文与79年刑诉法第36、37条的条文一模一样,没有作任何修改。同时96年刑诉法对证人出庭的方式,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证言效力,质证权的行使等均只有原则上的规定,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司法实践中,不易掌握、运作时难免将在随意性。
2、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在法条上不平衡。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我国宪法的原则,公民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应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违反义务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承担因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应负的责任,因此他们应享有一定权利。但96年刑诉法中、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均严重失衡。表现在:（1）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96年刑诉法第48条明确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享有什么权利。这使得证人在出庭作证的同时,还要承担人身风险,这显失公平,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2）证人的义务与责任脱节。96年刑诉法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3、立法上的矛盾,导致证人出庭的可选择性。96年刑诉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里的"必须"表示:证人提供的证言只有在法庭上接受审判人员,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讯问、询问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96年刑诉法第157条又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其证言只要经过公诉人或辩护人宣读,审判人员在听取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后,仍可作为定案的证据。这种立法上的矛盾使证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与公诉人、诉讼参与人宣读的证人证言具有同样的效力,均可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因此在庭审过程中,司法人员往往择易避难,以书面证言、询问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以宣读证言代替出庭质证。
4、证人证言效力具有不确定性。96年刑诉法规定,证人证言的固定,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采取"书面证言,询问笔录,法庭笔录"三种形式。但是对那一个阶段的证言效力优先却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当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出现反复时,司法人员由于不清楚那一种证言的效力应优先,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往往无所适从,从而增加了审理刑事案件的难度。因此司法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因害怕证人证言出现变化,影响案件定性,而承担一定责任,大多不积极推行证人出庭制度。
（二）执法思想的误区是证人出庭制度的一大障碍。
目前,许多审判人员,公诉人员的执法观念仍停留在79年刑诉法所确立的框框中,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认为既然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体现,再让证人出庭就是多此一举,形式主义。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制度时,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出庭,至于证人是否出庭，有什么困难,就一概不管。在庭审过程中,对证人未出庭的案件,质证时也只是过过场,走形式,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时也不闻不问。
（三）社会因素的影响是证人出庭制度实施的最大绊脚石。
1、证人作证意识薄弱。虽然法律明文规定公民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少证人由于法制意识差,缺乏作证意识,认为揭露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参与表现自己的觉悟,不参与也不是过错;还有的认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记录了他们的证言,他们已履行了作证义务,没有必要再当庭与被告人质证。甚至有的证人收到出庭通知书后,竟不知道法院叫他们去干什么,因为害怕而不敢出庭。此外，有的证人从未出过庭,不知道在庄严肃穆的法庭应怎样做,所以不敢出庭作证。
2、证人怕是非、求安稳。这是证人不愿作证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面对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因此许多证人认为自己在庭上作证是"加害"被告人,会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被害人连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胆子都没有,更何况到法庭上作证。
3、人情利害关系作祟。有的证人与被告人是同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或利害关系人,平时关系融洽,所以他们认为用书面形式证实被告人的犯罪已经对被告人很"不讲义气"了,现在要他们当庭证明,更是不可能。也有的证人曾经得到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好处对被告人持同情或感恩心理,不敢到法庭上作证。还有的证人因与被告人的犯罪有一定的牵连,所以他们也不敢出庭作证。
4、证人在经济上得不到补偿。证人出庭作证,其经济上肯定会遭受一定损失,如车旅费、误工费等。特别是对那些路途遥远,作证时间长,次数多的证人来说更是一笔不大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对证人予以经济补助的配套措施,所以很多证人把出庭作证看成一种负担,怕因出庭作证而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
二、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立法上的完善：
1、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目前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之一,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或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都在其刑事诉讼中贯彻这一原则。它的基本要求是:法庭审判必须以直接言词方式进行,法官、检察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被告人,证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案件事实和证据必须由控辩双方辨认、质证,书面的证言不能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在当前的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庭之所以会既可以采纳书面证人证言、也可以采纳证人当庭提供的证言,其主要原因就在当前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未明确规定证人只有到庭作证,经过控辫双方质证后,其提供的证言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把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质证作为一项硬性规定。
目前有的观点认为从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和警力配备上看,硬性规定证人出庭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偏面的,因为他没有看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同时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看,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不是等到条件全部成熟时才予以制定实施,都是在条件基本成熟时就开始制定实施,并在实践中逐步磨合完善的。目前我国巴基本具备确定在"直接言词"的条件,应该制定。
2、明确证人作证的义务、权利和责任。权利和义务是辩证的统一件,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我国刑诉法应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有:①接到审判机关的通知后,应按时到庭作证；②应当如实提供证言,不得有伪造、隐瞒证据；③在法庭上应接受法官、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询问或质证；④应当遵守法庭秩序,不得哄闹法庭或侮辱、诽谤、殴打、伤害司法人员或其它诉讼参与人；⑤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除向法庭如实提供外,应当保密。
证人的权利包括:①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陈述证言；②对公诉人、审判人员、其它诉讼参与人询问与案件无关的内容有权拒绝回答；③有权阅读自己陈述的笔录,认为笔录有误的,有权要求更改;④因出庭作证而受到经济损失的,有权要求赔偿；⑤人身安全、人格名誉和财产利益不受侵犯。
义务和责任也是法律上的一个辩证关系。履行义务必须承担责任,不履行义务必须受到惩罚。日本、法国、德国对拒不到庭作证的证人规定了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或处罚措施。因此我国在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责任时,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笔者认为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罚则可分为三个层次:①司法警告,主要针对那些首次收到作证通知书而不到庭提供证言的证人；②罚款或拘留,主要针对那些经两次传唤而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证人；③建议增设拒不作证罪,这主要针对那些已经被采取行政拘留或罚款仍拒不到庭作证的证人。
但是不是每个证人均须出庭作证呢?外国刑事诉讼法中,有的规定一定条件下,某些了解案件的人可以拒绝作证。如日本刑法典第147条规定:"任何人对下列人有可能受到刑事追究或判处有罪时可以拒绝作证：自己配偶,三等以内血亲或二等以内姻亲,自己的监护人或保护人。"另外,各国都规定如果证人提供有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处分的语言时,有拒绝作证权。在我国要求所有证人出庭也是不现实的,可以借鉴国外经验规定：①如果证人的语言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处分时,可拒绝作证；②证人和被告人有三代以内血亲,可拒绝作证；③证人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可拒绝作证。
3、确定保护措施和经济补偿措施。确立证人必须到庭制度,就要尽量使证人自觉到庭,强化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保护,以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刑诉法第49条虽然规定了司法机关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保护措施,但是过于笼络,应具体化。证人出庭作证,可能会受到一定经济损失。世界上不少国家对此都明文规定证人有权得到经济补偿。如德国制定了专门的《证人鉴定人补偿法》。因此,我国也应明确规定出庭应得到一定补偿,并制定相应的条例。
(二)增强证人的法制意识,强化他们的作证观念。如果要推行证人出庭制度,除了要从制度上、立法上予以完善外,还要注意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各种传媒,宣传公民作证的权利、义务、责任,并把他与"三五"普法工作密结合,使公民认识为什么要作证,出庭作证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在法庭应怎样做,禁止做什么。从根本上增强公民间犯罪作斗争的自觉性,激化他们作证的积极性。
（三）转变执法观念,规范执法行为。组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进行学习和培训,使他们深刻领会刑诉法的立法原意和法律精髓。同时鼓励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进行业务学习,提高业务水平,规范自己的司法行为,提高审判人员驾驳和主持刑事审判的能力,提高质证水准,增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能力,消除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畏难情绪,从而积极推进证人出庭制度的实施。
（四）当前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应解决的问题。在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笔者认为对证人出庭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经多次传唤仍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应视情况分别对待,不能强调每个人都要出庭作证,但是对于下列人员，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一定要保证其到庭作证:笔录语言模棱两可、模糊不清,内容有分歧,不到庭其证官无法说明的证人;对案件事实有直接证明作用的关键人;被告人对其证言持有异议的证人。由于这样的证人不算多,因此司法人员可主动上门,讲明利害关系,敦促其到庭作证。对于作证的补偿费用问题尚未明确之前,可由法院设立证人基金或多方协调解决。

(陈志凡、男 法学学士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 办公室副主任 362200 0595-5681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