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2002年11月30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预防职务犯罪，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公正廉洁地履行职务，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
第四条 预防职务犯罪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实行教育、法制、监督相结合，采取内部预防、专门预防、社会预防等多种方法。
第五条 预防职务犯罪实行单位各负其责，检察机关指导、监督，社会各界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六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制。单位主要负责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负总责，其他负责人根据分工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二章 预防责任
第七条 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负责本单位、本部门、本系统、本行业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预防职务犯罪的具体措施，并组织实施；
（二）对所管理的工作人员进行道德、纪律和法制教育；
（三）建立健全人、财、物等内部管理制度，对易发职务犯罪的岗位和环节加强监督制约；
（四）严格执行国家工作人员选拔任用规定和有关责任追究制度；
（五）严格执行预算外资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等财经管理制度，实行单位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六）实行政务公开、审务公开、检务公开和厂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七）接受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八）对下级单位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九）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发现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十）履行预防职务犯罪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改革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
（一）规范审批行为，公开审批程序，依法行使行政审批权；
（二）依法实行政府采购，加强对政府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三）加强对重大建设项目预决算、国债资金及其他资金、基金收支情况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财务的审计监督；
（四）对政府重点建设项目，建筑、水利、交通工程，土地使用权出让和产权交易等依法实行招标投标。
第九条 司法机关在履行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中，应当遵守诉讼程序，严格办案纪律，规范执法行为，实行执法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
第十条 国有企业应当建立重大投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及其他重要经济活动的决策、执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国有企业的财务活动和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应当接受职工代表大会和监事会的监督。
第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索取、收受贿赂；
（二）贪污、挪用、私分公共财产；
（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四）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
（五）其他违反职务廉洁性的行为。
第十二条 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借选拔任用国家工作人员之机谋取私利；
（二）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扰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三）违反规定干预建设工程的招标投标及物资采购活动，从中谋取私利；
（四）违反规定决定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重大项目和较大额度资金的安排使用；
（五）利用职权要求有关单位给自己的配偶、子女、其他亲友贷款、拨款、借款或者提供担保；
（六）纵容、包庇配偶、子女、其他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进行违法、违纪活动。
第三章 监督保障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应当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列入工作计划和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内容，与其他工作目标一并实行年度考核。
单位负责人进行年度述职时，应当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接受考核和评议。
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应当加强工作联系和交流，可以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协调、指导组织，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指导、监督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采取下列方式：
（一）分析研究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和规律，提出预防对策和措施；
（二）督促、协助有关单位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宣传、教育和咨询活动；
（三）在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行业和领域与有关单位共同开展专项预防活动；
（四）检查、通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情况。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查处、惩治职务犯罪，发现有关单位在管理和制度上存在问题的，及时提出检察建议、司法建议。
第十七条 监察、审计机关应当依法查处违反行政纪律和财经纪律的行为，发现有关单位在管理和制度上存在问题的，及时提出监察建议、审计建议。
第十八条 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监察建议、审计建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送达被建议单位，同时抄送其主管机关。
被建议单位收到前款所列建议，应当及时研究，并将建议的处理情况在30日内通报建议机关。
第十九条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司法行政等部门应当开展形式多样的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活动。
新闻媒体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控告和举报。
有关部门对控告和举报应当依照规定及时办理，并为控告、举报人保密；对举报有功者予以奖励。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控告、举报人打击报复。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规定的，主管机关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予以通报批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九）项规定的，对违法违纪行为隐瞒不报、压案不查的，给予负领导责任的人员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发生职务犯罪案件，致使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给予负领导责任的人员行政处分。
第二十四条 有关单位接到司法、检察、监察、审计建议后，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的，由其主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通报批评；因不采纳建议致使发生职务犯罪案件的，给予负领导责任的人员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对有关国家工作人员依照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浅谈“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语境下的刑事协商制度之构建
冯春明
摘要：刑事和解、认罪协商这一纠纷解决模式在近几年悄然兴起，为我国刑事司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但由于刑事和解涉及终结诉讼程序，认罪协商则将被害人排除在程序之外，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刑事协商制度关注到各方利益，在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之前，使公诉人、被害人和辩护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参与到存在罪责争议的纠纷过程中，经过多方的充分协商，就罪责承担及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在审判阶段以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公诉人放弃追诉或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为内容，由法官依据公诉人的建议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在侦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撤案或作出不起诉决定。其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以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同时，刑事协商机制还为疑难案件的解决开辟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刑事和解；认罪协商；刑事协商；诉讼效率；构建和谐
一、“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和解、认罪协商这一纠纷解决模式在近几年悄然兴起，为我国刑事司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同时，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关于刑事和解、认罪协商的理论研究也蓬勃发展，为刑事协商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源于欧美国家，和解可分为诉讼中和解与诉讼外和解，前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纠纷解决模式；后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诉讼过程中通过私下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放弃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①。对于刑事和解的定义，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表达方式，即认为“所谓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近些年来我国的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检察机关都在不断的探索、实践刑事和解。在我国检察环 节上的刑事和解，是指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轻微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组织、主导、推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经充分协商，以加害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不起诉为结果的纠纷解决机制。
刑事和解适用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当前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多限定为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单处附加刑、宣告缓刑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有具体的被害人，而且加害人表示认罪的案件。特别是围绕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开展的刑事和解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机制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和解的定位及其裁量权，有待于法律规范和授权；检察官揭露犯罪、指控犯罪的职责，是否有违调解的公正性和自愿性；同时，还有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过窄，不能解决当前诉讼过程中所遇到的诉讼效率问题、疑难案件的解决等司法难题。
（二）认罪协商
与此同时，认罪协商制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认罪协商制度是自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一种新型的刑事诉讼机制。近年来，认罪协商制度已不同程度地应用于英国、意大利、德国及加拿大等国的法律实践中。
所谓认罪协商，即被告人认罪以获得许诺利益所达成的任何协议。笼统地讲，在认罪协商过程中，检察官的承诺内容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一是关于指控罪名的性质的承诺；二是关于能和法院最终判决相符的量刑的承诺；三是关于向审判法官提交的案件事实的承诺。
与被告人的认罪协商，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公诉机关与被害人可能存在不同的选择，但是，只要有一方同意协商，都可以产生认罪协商的后果。只是，当被害人选择协商，而公诉机关不同意协商时，被告人的认罪协商表现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刑事谅解，仍然将对被告的量刑产生积极的影响。
认罪协商制度，也称辩诉交易或诉辩交易，是指基于诉讼的经济与效率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就所指控的犯罪进行协商，检察官根据协商结果决定起诉的罪名与罪数，刑罚的种类与期限等，法院根据协商结果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协商结果内适用法律的一种诉讼便利制度。
认罪协商制度在保证被害人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与对方当事人的协商，以避免一些在具体案件上的指控中证据不足的弱点，及时而又有效的完成诉讼，但是，在协商过程中，是排斥被害人参与的，被害人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被告人认罪案件不仅程序更加简便，可以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而且因被告人认罪，大大降低了案件的审判难度，直接化解了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可能面对的“错案”风险。因此，在审判实践中，被告人（犯罪人）认罪的普通程序简化审审判模式得到了大力的推行，以笔者所在的检察院为例，每年以普通程序简化审方式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约占全部刑事案件的80%。
二、刑事协商制度的内涵
司法机关的改革和探索为建立刑事协商机制作了较好的铺垫。自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的十几年中，各地的司法部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包括证据开示、普通程序简化审、量刑建议等的适用。现已充分认识到，司法工作的职责不仅仅是查明事实，追诉犯罪和惩治犯罪，同时还应努力化解矛盾，增进社会和谐。化解矛盾与打击犯罪一起并列成为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任务，而在现行司法体制下，如何使化解矛盾与打击犯罪二者相统一，唯有在司法实践中寻找答案，刑事协商制度的探索与构建适应了这种要求。
所谓刑事协商是指以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参与为前提，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诉求的基础上，就刑事案件的程序、实体等问题达成共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不起诉或提出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量刑建议并被法庭确认的新型纠纷解决模式。
刑事协商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其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以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刑事协商制度不同于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辩诉交易是基于诉讼的经济与效率原则，被害人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只要被告人认罪，是不考虑其它证据的。而刑事协商机制，是以被害人的参与为前提，以“证据确实充分”为条件，充分尊重被害人意见，解决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并在协商过程中感化教育加害人，促其早日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协商制度亦不同于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是终结诉讼②。我国适于刑事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大多由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或者由公安机关、人民调解组织，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协商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包括（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由此可见，法律已经赋予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害人刑事处分权，是完全可以通过调解处理的。调解既可由法院进行，也可由公安机关或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进行，这样可以及时化解矛盾、节省诉讼资源。
刑事协商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它不仅能够解决运用刑事和解机制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能够解决刑事和解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刑事案件的多发期，就司法机关而言，案多人少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以本院为例，每年进入检察环节的适用于刑事和解的案件，不足受理案件的1%，绝大多数案件是必须通过审判的方式来解决刑事纠纷的，所以刑事协商机制的探索与实践，就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三、刑事协商的重要性及其价值
近年来，刑事案件的积压和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加之现行司法机制的缺失，导致疑案增多，被害人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不仅制约了司法工作的正常运行，而且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我院为例：多年以来，每年总有一部分证据比较单薄又无条件补充证据的案件摆在公诉人的面前，尽管依据已有证据，公诉人对案件事实能够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但距“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标准还是存有一定的距离的，也就是说在法庭上公诉人所认定的事实，不一定与法官的认识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诉讼风险。此类案件的久拖不决，直接降低了诉讼效率，甚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刑事协商将单一的抗辩模式，转化为既对抗又合作，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运用刑事协商机制，我们可以较好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上述案件对控辩双方而言，都存在庭审结果的不确定性，这就为协商提供了契机，就公诉方而言，只要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证据就有可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能有效的规避诉讼风险；辨方而言，被告人只要认罪赔偿，公诉人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量刑建议，免受重罚。目前，我们把刑事协商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有明确被害人的范围之内，这样一种“以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参与为前提，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诉求的基础上，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协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模式，不仅有效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加快了诉讼进程，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也符合我国长期以来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协商制度已成为法学理论界研究和司法实践中探索的一个新课题，将刑事协商制度引入司法实践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是有利于实现效率价值。当前，刑事案件数量上升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就全国来说，我国法院和检察院正面临着刑事案件高发期，甚至有人夸张地说是刑事案件要淹没法院的时代。以高检院的统计为例，2003年至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4232616人，提起公诉4692655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0.5%和32.8%。以笔者所在院公诉科为例，2003年全科有干警10人，全年提起公诉243件，而2008年全科有干警8人，全年提起公诉413件，人均承办案件数上升近一倍。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增加司法人员数量，增加司法投入，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借助于诉讼创新机制，以尽快处理案件、化解矛盾，无疑是最有益的探索。由于刑事协商以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为结果，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以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形式，简化了控辩双方的举证程序，省略了控辩双方的对抗，减少了审判人员，简化了诉讼的环节，从而缩短了办案期限，诉讼成本必然降低。
二是有利于降低指控风险。以我国目前的状况看，犯罪形式多样化，侦查机关的经费紧张，侦查技术乃至整体侦查水平不高，缺乏“疑案”解决机制，指控风险加大，导致有些案件久拖不决。在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都存在一定比例的疑案，因为证据瑕疵或其它原因而久悬未决，对那些证据收集困难或者办案成本高昂的刑事案件，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存在一定的指控风险，容易诱发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另外，由于疑案解决机制的缺乏，致使无罪案件和撤诉案件时有发生，不仅有损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而且侵害了被告人的人身权利，更无法有效、充分、及时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以我院为例：多年以来，每年总有一部分证据比较单薄又无条件补充证据的案件摆在公诉人的面前，尽管依据已有证据，公诉人对案件事实能够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但距“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标准还是存有一定的距离的，也就是说在法庭上公诉人所认定的事实，不一定与法官的认识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诉讼风险。此类案件的久拖不决，直接降低了诉讼效率，甚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刑事协商将单一的抗辩模式，转化为既对抗又合作，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运用刑事协商机制，我们可以较好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上述案件对控辩双方而言，都存在庭审结果的不确定性，这就为协商提供了契机，就公诉方而言，只要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证据就有可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能有效的规避诉讼风险；辨方而言，被告人只要认罪赔偿，公诉人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量刑建议，免受重罚。目前，我们把刑事协商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有明确被害人的范围之内，这样一种“以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参与为前提，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诉求的基础上，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协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模式，不仅有效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加快了诉讼进程，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也符合我国长期以来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是有利于实现执法的公正价值。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将被害人置于刑事冲突的纠纷解决机制之外，刑事协商旨在弥补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对被害人利益的关照不足。所以，在当前民众对国家法治还尚存疑虑的历史条件下，有被害人参与更能够使认罪协商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也增加了整个诉讼过程的透明性。它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亦能更好的使被害人感受国家司法之温暖。
四、刑事协商制度的构建及实施
诚言，由于现行法律缺乏对民事赔偿的关注，加之缺乏有效的疑案解决机制，借鉴认罪协商和刑事和解等机制的长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协商解决司法难题，是我国司法界不得不加以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尝试在刑事诉讼中关注各方利益，在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之前，不仅可以对证据存有瑕疵的案件进行刑事协商，对“证据确实充分”但被害人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赔偿的过失犯罪案件、轻微刑事案件、重伤害案件或青少年犯罪案件，构建一种解决机制，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是迫切的和可行的。
